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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揭批德国人郑国恩！信息量很大！
2021年3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外交部举行第五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邀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贵相、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发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新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喀什地区喀什市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古丽波斯坦·如孜、吐鲁番市鄯善县教培结业学员海力其汗·玉素甫、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棉农米吉提·依米提、喀什地区莎车县清真寺哈提甫阿布都外力·阿布力米提、吐哈油田分公司驻疏附县萨依村工作队干部余中华、和田地区于田县寄宿制学生家长阿曼古丽•托合提苏拉依曼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是发布会实录：
外交部新闻司参赞孙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外交部举办了四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广泛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是第五场发布会。近期所谓德国学者郑国恩炮制了充满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涉疆报告”，为了满足记者在这方面的关切，外交部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团进行相关介绍。本次出席发布会的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贵相、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发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以及来自新疆各界的代表们。现在，发布会正式开始，下面请徐贵相副部长介绍情况。
徐贵相：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向大家介绍相关情况。
近来，德国人郑国恩（又名阿德里安·曾兹）打着学术幌子，炮制了一系列所谓涉疆“研究报告”，散布了许多谎言，释放了许多“毒气”，给新疆泼了许多脏水。最近一段时间，新疆各族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发声，严厉谴责郑国恩。今天举行这场专题新闻发布会，主要考虑是，不揭露郑国恩不足以平民愤，必须澄清事实，让世人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阿德里安·曾兹 资料图
郑国恩被一些人称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但种种证据表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学者，更不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而是美国所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成员，是极右翼极端分子，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研究机构”骨干，是西方反华势力豢养的“打手”，更是一名与“东突”恐怖组织狼狈为奸的帮凶。
郑国恩基于如此身份和目的撰写的所谓“研究报告”，其政治动机阴险、内容粗制滥造、逻辑漏洞百出、结论荒诞至极，完全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流氓行为。从研究动机看，郑国恩不是老老实实探讨新疆问题，而是为了替西方反华势力寻找所谓的“证据”；从研究内容看，郑国恩将新疆的反恐维稳、去极端化、民族宗教、劳动就业、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人权保障等问题，都纳入所谓的“研究范围”；从研究手法看，郑国恩很善于篡改捏造、断章取义、强行关联，完全是胡编滥造的逻辑；从研究依据看，郑国恩使用的大量数据案例，肆意篡改，前后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从研究作用看，郑国恩的所谓“研究报告”毫无价值、毫无信誉、毫无底线，完全是一堆垃圾。
对于这样的伪报告，包括美国独立网站“灰色地带”等媒体、法国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等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揭露，予以强烈谴责。“灰色地带”网站主编马克斯·布鲁门撒尔在接受CGTN专访时表示，通过“法医式”地剖析郑国恩的“报告”发现，他的结论不堪一击，甚至是可笑至极。马克西姆·维瓦斯于2020年底出版了《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一书，批驳了郑国恩如何提出假象，制造假新闻的行径。他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郑国恩说过的谎话太多，要戳穿他的所有谎言，甚至需要几个月时间。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国家的议员、媒体却对郑国恩所谓的“研究报告”奉若至宝，大肆引用其无中生有、具有煽动性的结论，在未经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将郑国恩炮制的所谓“研究报告”认定为事实，从而掀起一场惊世骇俗的政治造谣运动。郑国恩的所谓“研究报告”就是这场运动的源头。“东突”势力中的所谓“流亡人士、人权卫士”，又到处上蹿下跳，为郑国恩的所谓“学术观点”作伪证，寡廉鲜耻地甘当“演员”，成为被人利用的玩偶和工具。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BBC等一些媒体打着“新闻自由”旗号，不经调查核实，跟风引用伪学者郑国恩所谓涉疆“研究报告”，制播假新闻，对治疆政策说三道四，造谣污蔑，已成为郑国恩涉疆谎言谬论的传播平台。BBC等一些媒体在涉疆报道上不断突破底线，完全丧失了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这些反华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上演了一幕幕令人作呕、让人耻笑的闹剧、滑稽剧、荒诞剧。
中国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恶的行径必将遭到正义的清算。据了解，近日，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正在委托律师起诉郑国恩，要求郑国恩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郑国恩之流，终将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和正义的裁决。
当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此，全世界有目共睹，决不是郑国恩这样的“学术流氓”能够抹杀的。郑国恩所谓的“研究报告”，必将和他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遭到新疆2500万各族群众的唾弃！
今天，我们就郑国恩所谓“研究报告”中的一些观点，逐项剖析，请大家看看其中的荒谬之处。
徐贵相：第一，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停滞。关于这个问题，请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谈谈看法。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郑国恩所谓“种族灭绝”“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停滞”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
郑国恩在所谓《中国政府抑制新疆维吾尔族出生率的运动：绝育、强迫堕胎》报告中称，自2015年以来，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急速下降，其中2018年和田、喀什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2.58‰。他还引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部门预算公开》资料，得出“2020年克州设定了接近于零的人口增长目标（1.05‰）”的结论，借此将新疆各民族平等的人口政策，诋毁为“种族灭绝”政策。而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新疆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喀什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93‰，和田地区为2.96‰。可见郑国恩的数据完全是捏造的。同时，通过郑国恩报告中提供的链接，发现克州卫健委文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用的比率是百分比，也就是说克州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是1.05%，换算为千分比率后是10.5‰。郑国恩故意篡改了克州这份文件的数字，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充分暴露了他蓄意抹黑新疆的险恶用心。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历了先内地后边疆、先城市后农村、先汉族后少数民族的有序展开的过程，对少数民族执行有别于汉族的相对宽松政策。新疆自1975年起，在汉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81年发布《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开始在汉族人口中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92年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生育办法》，开始在新疆全部人口中实行少数民族比汉族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城镇汉族群众提倡一对夫妻生育1个孩子，农村的可生育2个孩子；城镇少数民族群众一对夫妻可生育2个孩子，农村的可生育3个孩子。2017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各族群众生育意愿趋同，新疆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各民族实施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城镇一对夫妻可生育2个孩子，农村一对夫妻可生育3个孩子。可以看出，新疆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比汉族晚了17年，而且仍然比内地相对宽松。
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人口一直持续增长。据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从2181.58万人上升至2486.76万人，增加305.18万人，增长13.9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从1298.59万人上升至1586.08万人，增加287.49万人，增长22.14%；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增长25.04%；汉族人口从882.99万人上升至900.68万人，增加17.69万人，增长2.0%。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的增幅。请问郑国恩，新疆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停滞了吗？
近日，我们注意到包括郑国恩在内的一些所谓“专家”，又以美国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名义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对“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了评估”，认为符合“种族灭绝行为标准”。这篇长达55页的报告充斥着臆想猜测，毫无事实依据，完全是一派胡言。报告前言称所谓“证据”来源于“公开和泄露的中国官方信息”“证人证词”“公共卫星图像分析”“中国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以及“任何其他可用来源”，却没有一字提到这“几十名专家”中任何人曾到过新疆实地走访。最近一段时间，新疆各族群众都在通过拍摄微视频、发表文章等各种方式，强烈批驳一些反华势力所谓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谬论。然而，这些所谓的“专家”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只能证明，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是真相，而是在蓄意制造谣言、炮制谬论，为其背后主子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借口。作为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我认为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再多的谎言也必将在新疆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徐贵相：第二，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对维吾尔族妇女采取强制绝育措施”。关于这个问题，请伊力江·阿那依提介绍有关情况。
伊力江·阿那依提：郑国恩在所谓《中国政府抑制新疆维吾尔族出生率的运动：绝育、强迫堕胎》报告中称：“中国政府对育有一孩的维吾尔族妇女强制进行节育手术，对育有三孩的维吾尔族女性强制实行绝育措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新疆的生育技术服务一直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群众都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新疆禁止实施大月份引产、强制节育、强迫孕检等违法行为，各族群众是否采取避孕措施、采取何种方式避孕，均是由个人自主自愿决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涉，根本不存在“强制绝育”等问题。
报告中关于“新增放置节育器例数”的内容更是荒唐可笑。根据国家卫健委出版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年新疆新增放置节育器例数为328475例，全国新增例数为3774318例，实际上，新疆新增例数仅占全国新增例数的8.7%，这其中还包括汉族妇女。郑国恩所称“新疆妇女每人每天都要接受4到8次节育器放置手术”，这显然不符合常识。郑国恩捏造这些耸人听闻的数据，目的就是要造成“新疆大部分妇女都被强制进行节育手术”的假象。
至于报告中提及的早木热·达吾提、米日古丽·吐尔逊、图尔逊娜依·孜尧登等人，实际上是被美西方反华势力雇佣的、在境外靠抹黑新疆为生的“演员”，我们在多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已揭露过她们的真面目。早木热·达吾提、米日古丽·吐尔逊从来没有被绝育过，医院和他们的父母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图尔逊娜依·孜尧登的两任丈夫都说她本人就没有生育能力。更为滑稽的是，郑国恩为了论证新疆存在所谓“实施强制绝育”的说法，使用了两位维吾尔族妇女在医院体检的图片。而经过查证，该图片来源于“人民网”，图片说明为：“2016年11月11日，几名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农村的少数民族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医院首次免费享受健康体检”。
今天，我们请到了喀什地区喀什市英吾斯坦乡人员古丽波斯坦·如孜，请她谈一谈有关情况。
古丽波斯坦·如孜：我叫古丽波斯坦·如孜，来自喀什地区喀什市英吾斯坦乡。
我和我老公是2009年3月结婚的，现在有3个孩子。怀孕期间，我每个月都去医院做免费产检，听医生讲孕期注意事项，并得到了医生的精心照料。国家还给孩子免费打疫苗，免费发放了营养品。
现在我的大女儿、二女儿在免费上小学，儿子在免费上幼儿园，他非常喜欢幼儿园，上幼儿园很积极。每天放学后我接他回家，陪他做游戏，非常开心。现在我和我老公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我知道我们村里很多家庭都和我一样要了2-3个孩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谁被“强制绝育”了。维吾尔族有句谚语：“向上抛石头，留心自己的头”。郑国恩你这个骗子，不要再当睁眼瞎，小心石头会砸中你的脑袋。
徐贵相：第三，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的教培中心是拘留营”“拘押了100万维吾尔族人”。关于这个问题，请伊力江·阿那依提谈谈看法。
伊力江·阿那依提：郑国恩所谓“教培中心拘押100万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完全是造谣污蔑。他在所谓《洗脑、警察和强制拘禁：中国政府文件中关于新疆“职业训练拘留营”性质和规模的证据》报告中称，教培中心是“拘留营”“有严密的安保措施”。而他又称，这些安保情形是他从一个无法核实的“建筑工人”那里得知的。郑国恩称，据此“建筑工人”口述，该教培中心“有一堵围墙，太高了，无法从外面看到内部，还有铁丝网”，接着又说：“驻扎在校园内的是一支由约60名武装警卫组成的永久特遣队…。”既然“无法从外面看到内部”，又如何看到“驻扎在校园内的武装警卫”，并清点出确切人数呢？可见，郑国恩的想象力着实惊人。
郑国恩在所谓《洗脑、洗心：来自中国政府文件的证据，关于新疆法外拘留的性质和范围》报告中称：“我认为自2017年春季以来，已有90万人至180万人在新疆被系统拘留。”那么，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2019年12月21日，美国独立新闻调查网站“灰色地带”刊文指出，“100万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拘留”的数据，是由美国政府支持、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最先提出并传播的。该组织仅凭对8名维吾尔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10%的人被拘押在‘再教育营’，20%的人被迫参加村里或乡镇中的再教育学习”的荒谬结论。而郑国恩没有经过任何核实考证，就大肆编造教培中心学员的数据。针对郑国恩的这种造假行为，“灰色地带”刊文指出：“阿德里安·曾兹靠猜测和一篇有问题的媒体报道，推断新疆再教育营拘押人数超过100万，其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估计没有确定性。”
对于教培中心的真实状况，《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放的《谎言与真相——新疆教培纪实》电视专题片，都做了十分详细生动的介绍。试问哪个“拘留营”会提供几十种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哪个“拘留营”会提供多种多样、营养丰富的饮食？哪个“拘留营”会按照学校的标准配备双语教师、辅导员、医生和后勤服务管理人员？哪个“拘留营”可以让“被拘留者”定期回家、有事请假、通信自由？哪个“拘留营”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试问，世界上有这样的“拘留营”吗？
徐贵相：第四，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去极端化的帮扶教育举措是中国在新疆实施的政治再教育运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郑国恩在所谓《“彻底改变他们，走向健康心态”：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报告中称：“中国新疆开展的去极端化帮扶教育是法律管控之外性质的‘新疆的政治再教育’”，污蔑教培中心给学员“洗脑”，并在报告中列举了所谓的“证据”：“此次培训包括军事训练、唱爱国歌曲、学习刑法、婚姻法、观看爱国主义视频”“培训班全体成员最后都备受鼓舞……这是该政治教育期望的结果。”
事实上，新疆的教培中心是依法设立的，属于学校性质，与英国设立的“转化和脱离项目”、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目的是为了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教培中心践行了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所倡导的“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人提供教育机会和经济机遇，鼓励其脱离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理念，完全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原则和精神，是去极端化的重要举措。
郑国恩称，教培中心里“唱爱国歌曲、学习刑法、婚姻法、观看爱国主义视频”，这是“政治教育转化”的“洗脑”。教培中心是学校，在学校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试问哪个国家的公民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不学习自己国家的法律，不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比如，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就要求学生朗读或背诵“忠诚誓言”，这已经成为美国中小学传统。据有关媒体报道，2019年2月，一名11岁美国男孩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效忠而被捕。
去极端化的成效被教培中心结业学员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所证实。在许多场自治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我们都邀请了教培结业学员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今年的2月10日，还举行了教培结业学员专场发布会。他们都表示，在教培中心学习了《宪法》《刑法》《反恐怖主义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知道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避免走上犯罪道路。许多人称，自己在教培中心学习了畜牧养殖、机械维修、计算机等技能，提高了就业致富能力。
今天，我们请到了吐鲁番市鄯善县教培结业学员海力其汗·玉素甫，请他谈一谈教培经历。
海力其汗·玉素甫：我叫海力其汗·玉素甫，是吐鲁番市鄯善县教培中心的结业学员，现在是县城一家火锅店的领班。
以前，我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产生了很多错误观念。那时候，我认为妇女穿时尚衣服就是违背宗教教义；妇女在婚礼上不能穿婚纱、不能唱歌跳舞，在葬礼上不能哭。慢慢地我开始不愿意和人交流，脾气也不好，孩子都害怕我，不愿意与我亲近。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去了教培中心。
在教培中心，老师说，宗教极端分子把药也要分为“清真”和“不清真”，这是非常可笑的，但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就发生过。去教培中心之前，有一次我女儿高烧39.5度，老公要去买药，我不同意，说那些药不清真，为此和老公大吵了一架，老公很久不理我。课堂上我自责地哭了，觉得对不起孩子。老师安慰我，让我用行动挽回老公和孩子。
结业后，我的孩子都说我变了，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害怕我了，家里也有了笑声。我用学到的技能，在餐厅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中，我积极主动，对客人很热情。老板看我工作很努力，就让我当了领班。今后，我要好好工作，努力赚钱，我也要开一家餐厅当老板，让家人生活得越来越好。
徐贵相：第五，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教培中心存在强迫劳动”。关于这个问题，请伊力江·阿那依提介绍有关情况。
伊力江·阿那依提：郑国恩在所谓《“彻底改变他们，走向健康心态”：中国在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运动》报告中称：“教培学员被‘释放’到完全强制性的劳动形式中”“被强制安排到教培中心附近的工厂工作”，这是污蔑新疆教培中心强制学员劳动，侵犯学员人权，否定新疆教培工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郑国恩在所谓《拘留营之外：北京在新疆的长期强迫劳动、扶贫和社会控制计划》报告中，“描绘”了教培中心实施“强制劳动”的详细流程：教培中心拘留→营地工厂或附近工业园区强迫劳动→家乡地区(或其他工业场所)卫星工厂强迫劳动。报告还列举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工业园区的相关案例，并称：“据说公司的所有工人都来自新和县教培中心，而政府提供了警察和特种教员，使工厂以‘半军事化管理’的方式运营。”郑国恩企图发布的关键信息是“公司的所有工人都来自新和县教培中心”，而来源却是“据说”。郑国恩在报告中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说明、备注。不难看出，郑国恩是一名靠猜测臆断、道听途说撰写报告的“行家里手”。
郑国恩在他的另一篇所谓《洗脑、警察和强制拘禁：中国政府文件中关于新疆“职业训练拘留营”性质和规模的证据》报告中，引用了Guizira Auelkhan（中文名古孜拉·阿瓦尔汗）的如下表述：“我在5种不同形式的实习中总共待了437天，最后的实习包括一周的职业培训，然后是在工厂的强迫劳动”。殊不知，这位Guizira Auelkhan是个缺乏诚信、道德败坏的人。据了解，2013年，她与同村人以“五人联保”方式，向新疆伊宁县农村信用社贷款4万元，贷款到期后恶意拖欠，至今未还利息，被银行列入“黑名单”。她曾接受《环球邮报》采访，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就是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但她根本没有生过孩子。嫁给第三任丈夫后，她对丈夫的3个女儿非常冷漠，出境后还想让继女库尼都孜·吐尔逊江帮她偿还债务。另据她的前两任丈夫反映，她在婚姻存续期间乱搞男女关系，是个品性极不端正的人。
事实上，教培中心开设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目的是为了让学员掌握实际操作技术，他们制作的成品根本不是商品。许多教培中心结业学员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
徐贵相：第六，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存在大规模的强迫劳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郑国恩在所谓《拘留营之外：中国新疆的长期强迫劳动、扶贫及社会控制计划》报告中称：“中国政府正强制将大量少数民族工人从新疆转移到中国东部企业参与工作”“目的是彻底改变少数民族的身份和世界观”，这纯粹是郑国恩的臆想和狂语。在此我要反问一句：劳动致富还需要强迫吗？
事实上，在新疆，各族劳动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平等自愿地与企业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获取相应报酬，他们在选择就业地点上也完全享有自由。各族群众在劳动过程中的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获得社会保险福利权等权利均依法得到保护。他们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其他省区，宗教信仰、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权益，同样依法得到尊重和保障。各级政府积极搭建各类就业信息平台，为劳动者自愿就业、自由择业提供信息等服务。各族劳动者通过这些平台了解招工信息，包括疆内外务工地气候以及用工企业工种、食宿条件、工资待遇等情况。基本信息清楚以后，他们会根据自身情况自愿报名，包括去什么地方、选择哪个企业和岗位都是自由选择。新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大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治意识，深入开展常态化劳动执法检查，切实把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坚决防范和打击一切强迫劳动行为。
近年来，新疆实施的一系列积极劳动就业政策，使各族群众特别是南疆贫困地区群众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在内地转移就业的新疆籍劳动者人均年收入约4万元，与当地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在疆内转移就业的劳动者人均年收入约3万元，远高于在家务农收入。各族群众从吃饱到吃好、从穿暖到穿美，很多商品“买得起”“用得起”了，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
库车石榴籽服饰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女工在工作（杨若愚/摄）
徐贵相：第七，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强迫少数民族摘棉花”。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的观点。
郑国恩在所谓《新疆棉花生产中存在的强迫劳动行径：劳动力转移和鼓动“懒惰”的少数民族群体采摘棉花》报告中称：“通过国家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扶贫计划，新疆数十万少数民族劳工被迫手工摘棉花”“新疆仍有70%的棉花依靠人工采摘”“新疆的棉花采摘还将继续严重依赖人力”“劳动力转移包括通过当地工作队进行强制性动员，拾花工分成小组在监督下转移，以及在政府官员和警察（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监督下劳动”，这完全是攻击抹黑。
10月17日，在新疆玛纳斯县乐土驿镇文家庄村，一台采棉机在棉田里采收棉花（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丁磊2020年10月17日摄
在这里，有两点事实非常重要。一是新疆的棉花生产早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即使在忙碌的采摘季节，也不需要大量的“采棉工”。据新疆农业部门发布的2020年数据显示，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郑国恩所谓新疆的棉花70%为人工采摘的说法严重与事实不符。二是从过去到现在，新疆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需要强制性动员采棉。前些年,每到棉花成熟的秋季，河南、四川等地有很多农民工坐着火车到新疆采棉。虽然采棉很辛苦，但由于种植户管吃管住，收入也高，包括南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都自愿加入到采棉工作中。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这些采棉工与棉花种植户签订劳动合同，获取相应报酬。据了解，在将近50天的采棉季中，采棉工平均每人都能挣到上万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挣到这么多钱，人们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说这些年汉族采棉工数量下降，这主要是随着内地农村劳动力收入不断提高，前往新疆采棉人数不断减少，这与郑国恩想象的“政府强迫本地劳动力”毫无联系。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棉农米吉提·依米提，下面，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
米吉提·依米提：我叫米吉提·依米提，家里有300亩地，主要种植棉花，每年的收入都有15万元左右。
前些年，每到摘棉花的季节，家里人手不够，我们都会花钱请新疆本地和内地来的采棉工帮忙。现在我们用机器采摘，机采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现在我家棉花不到一天就采完了，也不用那么多人手工摘了。
在新疆棉花重要产区之一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世界先进的采棉机正在采收棉花。（新华社记者李志浩2020年9月23日摄）
最近，我听到境外一些人说我们新疆强迫农民种棉花、摘棉花，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种自己的地，收自己的棉花，挣自己的钱，怎么叫强迫劳动呢？我们请采棉工摘棉花，他们两个多月就能挣一万多元，大家都抢着来，这叫强迫劳动吗？那些造谣的人，根本不是为了维护我们的权利，而是让我们农民的棉花烂在地里，他们是要砸掉我们农民的饭碗，让我们没活干、没饭吃，回到以前贫穷的日子，我们坚决不答应！
徐贵相：第八，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中国政府对穆斯林群众进行宗教压制”“去极端化是促进世俗化并清除宗教习俗”。关于这个问题，请大家听听伊力江·阿那依提怎么说？
伊力江·阿那依提：郑国恩在所谓《打破根源：中国新疆亲子分离运动的证据》报告中称：“多达150万穆斯林被卷入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再教育、拘留和训练营地”“中国共产党将其对宗教信仰和种族差异固有的恐惧编入了一套复杂的拘留和释放标准”“在新疆因宗教信仰等相关原因导致的拘留人数占到25.3%”，这纯粹是造谣污蔑。事实上，新疆开展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坚持不与特定地域、民族、宗教挂钩，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俗习惯，坚决防止因反恐、去极端化而发生侵害各族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现象。
郑国恩在所谓《“墨玉县名单”：关于中国在新疆拘留行动的剖析》报告中称：“2013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发了自治区党委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为不断发展的再教育行动奠定思想和行政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直言不讳地倡导一种侵入性和严厉的社会文化再造方法，该方法以习俗和信仰的‘严格的教育指导’为基础，旨在促进世俗化并清除宗教习俗。”据了解，郑国恩所称“自治区党委11号文件”，主要对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提出了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新疆注重划清宗教与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风俗习惯的界限，划清正常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的界限，充分保障了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比如，2020年11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在天山网发布的《新疆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报告》指出，新疆各级政府对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习俗，如起名、站礼、送葬、过乃孜尔等，都予以充分尊重；穆斯林群众封斋、礼拜、念经、祈祷等宗教活动，都完全按个人意愿进行，从来没有任何人干预。
今天，我们请到了喀什地区莎车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莎车镇阿勒屯清真寺哈提甫阿布都外力·阿布力米提，请他谈一谈宗教信仰自由情况。
阿布都外力·阿布力米提：我叫阿布都外力·阿布力米提，是喀什地区莎车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莎车镇阿勒屯清真寺哈提甫。
在新疆，政府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充分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就拿我所在的阿勒屯清真寺来说，这座清真寺距今已有480多年的历史，占地面积2600多平方米，清真寺大殿面积300多平方米，清真寺里有水、电、路、气、通讯、广播电视等设施，配备有医药服务、电子显示屏、电脑、空调、消防设施、饮水设备，条件非常好。周边的穆斯林都来寺里参加五番礼拜、主麻日聚礼和两节会礼。穆斯林结婚时，他们从政府民政部门领完结婚证后，会邀请我到他们家里主持尼卡仪式。如果有人去世了，我按照宗教习俗给亡人举行站礼仪式，然后在公墓下葬。
郑国恩所说的“新疆穆斯林因宗教信仰而被拘押”，完全是胡说八道。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针对过哪一个特定的宗教、特定的民族。政府打击的是宣扬宗教极端思想、从事分裂破坏和暴力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这些人利用穆斯林朴素的宗教感情，散布极端思想，肆意歪曲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否定一切世俗观念和现代文明成果，鼓吹“圣战殉教进天堂”，残害“异教徒”“叛教者”，一些中道正信的宗教人士被他们排斥、迫害甚至杀害，给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极大地破坏了伊斯兰教的形象。我认为，打击宗教极端分子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合法宗教。现在新疆已连续4年多没有发生暴恐案件了，我们宗教人士都感到很安全，都坚决拥护政府采取的措施。
徐贵相：第九，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墨玉名单”证明中国政府建构了“以文化灭绝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和政府微观治理体系”。关于这个问题，请伊力江·阿那依提谈谈他的看法。
伊力江·阿那依提：郑国恩所谓“墨玉名单”，就是无中生有的谣言。郑国恩在所谓《“墨玉县名单”：关于中国在新疆拘留行动的剖析》报告中，以推测口吻称，PDF格式的所谓“墨玉名单”“很可能是从Excel或Word表格中生成的”。对于PDF文件中不完整的数据，他解释为：“这种转换方式是非专业的，并会导致（少量）数据丢失”，并滑稽地声称：“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会增加文件的真实性，因为伪造的文件会看起来更加完美。”郑国恩在一份连他自己都不能完全确定真实性的名单上大做文章，得出的结论又有何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2021年2月18日，美国独立新闻调查网站“灰色地带”发文指出，郑国恩的报告来自于推测和可疑的媒体报道。经有关部门调查，郑国恩所依据的所谓“墨玉名单”，完全是“东突”分子内外勾结伪造的。
郑国恩在该报告中称，“墨玉名单”中的311人都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因各种原因曾被拘留在教培中心。据有关部门调查了解，所谓“墨玉名单”所列的311人，绝大多数都是墨玉县博斯坦街道的居民，他们一直在社会上正常工作生活，只有极个别感染宗教极端主义、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员曾依法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郑国恩利用“名单”中居民身份信息造谣诬蔑的卑劣行径，令他们十分愤慨，纷纷站出来戳穿谣言。
徐贵相：第十，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消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对少数民族群众洗脑”“迫使少数民族群众改变传统文化观念就是文化灭绝”。关于这个问题，请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谈谈他的观点。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郑国恩在其多篇报告中，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斩断文化根源”，这纯属无稽之谈。近年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在全区全面开展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取得了显著成效。自治区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全区教学质量显著提升，特别是小学一二年级各项指标增幅最大，为各族青少年成长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按照国家中小学课程设置方案要求，新疆在中小学开设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等课程，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效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
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教育、司法、行政、社会公共事务等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比如，在邮政电信、医疗卫生、商业门店、交通标识等社会公共领域随处可见多语种、多文种服务。各级机关在执行公务时，可以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语言文字。比如，新疆日报现有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四种语言文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现有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5种语言的12套广播节目；新疆电视台现有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4种语言的12套电视节目。这些都为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工作学习提供了极大方便。
郑国恩在所谓《拘留营之外：中国新疆的长期强迫、扶贫及社会控制计划》报告中，将中国政府推行的促进南疆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劳动就业、脱贫攻坚等惠民利民政策措施污蔑为针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灭绝”，并指责这些举措旨在“消灭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及家庭生活”，这纯粹是攻击抹黑。事实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依法保障各民族充分享有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些年，新疆积极搜集、保护、抢救各民族古籍，如翻译出版了濒于失传的《福乐智慧》，整理出版了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多种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创建了维吾尔乐器、地毯和艾德莱斯绸织造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徐贵相：第十一，郑国恩在他的报告中称，新疆通过“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和数字化社会治理监视少数民族。关于这个问题，请伊力江·阿那依提介绍有关情况。
伊力江·阿那依提：郑国恩在所谓《“墨玉县名单”：关于中国在新疆拘留行动的剖析》报告中称：“‘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队旨在深入渗透到维吾尔族社区和家庭，其主要目的是收集情报，调查和监视居民，为拘留行动提供支持”，这纯属无中生有。事实上，新疆自2014年以来连续7年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每年从各级机关选派1.2万支工作队、7万余名干部，深入乡村、牧区、社区，办了许多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实事，受到各族群众衷心拥护和热烈欢迎。
下面，请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公司驻疏附县兰干镇萨依村工作队余中华说说他们的故事。
余中华：2017年，我们到疏附县兰干镇萨依村开展驻村工作，到这儿以后，被这里朴实的民风，热情好客的人们所吸引。驻村以前，萨依村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养殖牛羊等，生产结构单一，收入不高，2017年人均年收入不到6000元。针对村民种养殖技术不高的现状，我们邀请技术人员为村民传授高效农业种植、林果种植、蔬菜种植、畜牧养殖、蜜蜂养殖等增产增收技术，培养致富带头人。
在我们的帮扶下，村民吐拉江·玉苏普等3户人家养了60多头新品种的牛，年收入100多万元；吐逊江·肉孜等村民建蔬菜大棚，每亩收入近万元；塔依尔江·托合提、阿瓦姑丽·麦麦提夫妇成立了萨依村蜂蜜合作社，年产蜂蜜60多吨，年销售收入300万元。我们还引导村民科学种植“疏附仙桃”，一亩地收入可达25000多元。我们创办了扶贫车间，员工每月工资至少2500块钱。很多村民就找到我们，提出要在扶贫车间工作。扶贫车间的员工见了我们都说“扶贫车间亚克西（好）”“热合买特（感谢）”！
驻村以来，我们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活动，不分彼此。村里的孩子见了我们，老远就打招呼：“你好，你好”，跟一家人一样。我们经常应邀到村民家里做客，不去村民还不高兴，去了一块儿吃饭，一块儿跳舞。同时，我们还认真倾听群众的心声，实打实地解决问题，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通过“访惠聚”工作队的努力，加上全村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和汗水，全村人均收入从2017年的年均不到6000元，增长到2020年的12000元，139户贫困人员全部脱贫。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尘土飞扬的土路，现在变成了宽敞、整洁的柏油路；原来的土坯房变成了安居房，自来水、电视、网络也实现了全覆盖，卫生间安装了淋浴器、马桶，与城里人的生活没多大差别。
事实就是事实，无论郑国恩之流怎么抹黑和诋毁，这样的幸福生活，是永远都无法被消灭和抹杀的！
伊力江·阿那依提：郑国恩在他的报告中还称：“新疆通过行政管理和技术创新，专门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监视或网格化管理用于收集情报。”众所周知，运用现代科技产品和大数据方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是国际社会通行做法。在新疆，这些措施大幅增强了社会安全感，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普遍支持。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措施不针对任何特定民族，更何况这些监控设施本身也不会自动去辨认、针对某个特定的民族，它震慑的是坏人，保护的是好人。与此同时，我们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严格执行中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认真做好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等工作。
徐贵相：第十二，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设置寄宿制学校的目的是为实施‘大规模拘禁行动’”，并称这是在制造“代际分离”，是“同化维吾尔族的有力工具”。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些回应。
郑国恩在所谓《打破根源：中国新疆的亲子分离运动的证据》报告中，将新疆的寄宿制学校和学前教育臆想成是所谓“拘留运动”的“兜底保障”，称“寄宿制学校系统是用来遏制和管理大规模拘留运动的后果”。郑国恩既不懂中国的教育政策，也没有到新疆寄宿制学校来过，就释放出这样的毒气，性质是极为恶劣的。
事实上，新疆设立寄宿制学校与去极端化毫无关联。新疆地域辽阔，村镇之间距离较远，学生上学很不方便，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负担很重。为解决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疆就建设了近400所寄宿制中小学。近年来，国家对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作出了安排部署。新疆按照要求，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当地学龄儿童变化趋势，以及地理、交通、环境、安全等因素，科学合理进行规划设置。寄宿制学校建设严格遵守了国家和自治区相关建设标准，各类学习生活设施设备齐全。寄宿制学校的教师队伍，通过招聘、培训、内地支教、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进行保障。寄宿制学校的办学经费完全由政府承担，在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的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一样免学费、免课本费，农村寄宿生还免食宿费，并享受专项生活补助，小学每生每学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1500元，有效减轻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至于学生是否寄宿，完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愿选择，并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寄宿”。
至于他在报告中所说“新疆所有教育设施实施了强制性的安保措施”“这些安保措施可与集中营相媲美”“国家试图阻止维吾尔族父母、亲戚或社区成员抚养其子女”。这些论调完全是颠倒黑白。新疆当地政府为学校和幼儿园配备安保系统，这是由一段时间暴恐活动多发频发的严峻形势决定的，目的是保障新疆各族少年儿童生命权与健康权。新疆对包括寄宿制学校在内的所有中小学的管理，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的。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人身安全，放学时都是由教职工将学生送到家长手里，或者通过校车把学生送到家里。到目前为止，新疆的寄宿制学校没有发生任何学生被伤害事件。同时，新疆寄宿制学校从未限制学生与家长之间的联系。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周末回家，每周一早上到校，周五下午放学，节假日、寒暑假都放假回家，有事可以随时请假回家。为了便于家长和学生联系，学校每个宿舍楼都安装有电话，学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家长。学校班主任老师的电话都会向家长公布，家长有事也可以打电话。
下面，我们请和田地区于田县寄宿制学校学生家长阿曼古丽·托合提苏拉依曼谈谈他的体会和感受。
阿曼古丽•托合提苏拉依曼：我叫阿曼古丽·托合提苏拉依曼,是和田地区于田县人，现在乡上开了一家美容店，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
我有3个孩子，老公是大货车司机，经常在外地跑，我一个人既要开店，还要照顾孩子，有时候连饭都没有时间给他们做，更别说辅导他们学习了，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大儿子小学毕业后，我就和老公商量让孩子上了寄宿制中学。
学校条件很好，学费、课本费都不用交钱，吃饭住宿也不用交钱，儿子吃得好、住得好、学得好，跟同学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住校前，他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我们来操心。我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有些课程也辅导不了。现在，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作业的事也不用我来操心了，儿子的成绩越来越好。放假回家有时还能帮我做一些家务，我和老公感到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寄宿制学校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不但能安心挣钱养家，而且孩子也能快乐地成长，我们真的很高兴。
徐贵相：我们要介绍的情况主要是这些，下面请孙振参赞继续主持。
孙振：因为时间关系，有哪位记者要提问的，可以提问。
新华社记者提问：有关外媒报道称，欧盟拟在全球人权制裁机制框架下对中国进行制裁，其中包括涉疆人员和实体。
徐贵相：在此，我们严正声明，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借涉疆问题挥舞制裁大棒，粗暴干涉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如果欧盟打着所谓“人权”幌子，对华实施制裁，将铸下大错，严重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欧盟应该摒弃偏见、认清事实，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新疆各族人民将坚决回击，斗争到底。
孙振：请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提问。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提问：下个月，全世界健康的穆斯林成年人将会在斋月期间自黎明到黄昏开始封斋。众所周知，外媒常重点关注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封斋的问题。您对此如何评论？外媒可以在新疆穆斯林封斋月期间到访新疆对穆斯林的活动进行报道吗？
徐贵相：这个问题请阿布都外力·阿布力米提回答。
阿布都外力·阿布力米提：封斋是穆斯林五功之一。在新疆，各族穆斯林封斋是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完全按个人意愿进行，受法律保护，从来没有任何人干涉。我们在斋月期间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早上封斋、晚上开斋。比如，我父母和妻子每年斋月期间都封斋，妻子每天给我们准备早晚的斋饭。
在斋月期间，我们阿勒屯清真寺周边的穆斯林，每天的五次礼拜有的人到清真寺参加，有的人在自己家里进行，在清真寺里晚上宵礼之后还做“台拉威哈”拜。为了方便穆斯林，清真寺还提供了开斋用的茶水、馕、水果等食物。2020年斋月，政府专门安排医护人员在清真寺提供医疗服务和防疫物资，我们每天的宗教活动都正常举行。
西方有媒体说新疆“禁止穆斯林封斋”，这完全是造谣污蔑，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挑拨新疆各民族之间关系，蓄意制造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对立，这种丑恶行径令人不齿。
今年4月13日，将进入斋月。我们欢迎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各国媒体，斋月期间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新疆各族穆斯林斋月是怎么度过的，也欢迎您到莎车来，到我家做客。
孙振：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发布会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再次出席。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位同事们会继续举办这样的发布会，来满足大家对相关问题的关切，谢谢大家。本次发布会结束。
徐贵相：谢谢各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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